昆明工艺美术家－武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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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工艺美术家－武恬，我国人民进餐，都习惯于用筷子，在很古老的时代，这种被人认为“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的餐具，就开始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了。《礼记》里有过这样的记载：“羹之有菜者用挟”，并且注解说：“挟，箸也。”所谓寞、箸就是后来的筷子。直到今天也还有人把筷子称叫“寞提”。至于什么时候把箸叫做筷子，已经很难考证了，但从明朝人陆容写的《菽园杂记》当中，还可以让我们知道，筷子一词是“起于吴中”，因为当地行船，一般都忌讳说“住”，所以才把箸叫做筷子。 筷子不仅在使用上比其他餐具轻便，而且由于取材的多样与雕绘的精美，往往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手工艺品。相传我国最早的筷子多系竹筷，《正访》这部书里，就有“匙箸以竹为之”的记载。以后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与手工业的向前发展，筷子在取材与制作方面更加讲究了。从《史记·微子世家》“纣始为象箸”的记载来看， 我国在３０００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 已经有了牙筷。从《宋书．沈庆之传》：“太子妃上世祖金镂匕箸及杵杓以赐沈庆之”的史实，说明我国在１５００多年以前有了精美的金属筷。另外从诗人杜甫写的《丽人行》中“犀筋（或作箸）厌饫久未下”的诗句，也反映了我国在１２００多年以前又有了珍贵的角筷。古代的筷子不仅讲求外型的美，同时还注意到经久耐用，晋人张敞在《东宫旧事》中就谈当时已用土漆来油漆筷子。明代以后，竹筷的雕绘艺术已由一般的刀刻发展到火绘，提到这一艺术成就，不禁使人想起在昆明生活过的，别具一格的昆明工艺美术家－－武恬。 武恬人称“武风子”，原籍昆明人，长期寓居昆明，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不过从他整个生活的时代来看，正是明清鼎革之际。据说武恬从小不太喜欢读书，无心于科举制艺、仕途功名，但对一些带有手工艺性质的“游艺杂技”，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表现出特别具有才华，经常是“过目即知之”。 滇中多产细竹，由于竹子质地坚实，人们在“乡里六月翠竹生”的时候，便“采之为箸直如矢”， 就地取材用以制成筷子。武恬削炭如笔，放在火中烧红，在筷子上以火绘画，于很窄的筷面上作禽鱼花鸟、 山水人物以及城门楼阁等，匠心独运，巧夺天工，正像清末“经济特科”状元云南石屏袁嘉谷称赞的那样： 超然风子心悟神，酒边风物出十指， 他曾在一双筷子上火绘过《凌烟阁功臣图》，虽然画面宽度不到两分，但是“旌旗铠仗，侍从卫列，无不毕具”，更为突出的是所绘二十四功臣的英姿神态，无不栩栩如生。由于作品的雅致精美，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感受，于是当时“滇之士大夫或相遗赠，皆以武生箸为重”，而且还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人游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人们只要碰上武恬所火绘的一双筷子，往往以数金争购，因此一些和武恬有交往的人，便常常“因此为利”，故意用酒将他灌醉，诱使他火绘筷子，从中获利。但武恬对自己的艺术和作品都“颇自矜重，一箸成，辙把玩不释，保护如头目”．从不轻易给人，而有时遇到一些贫苦之人，只要向他告以窘困，则又“欣然为之”，通过火绘筷子，给苦难者予资助。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１６５８年），清朝统治者分兵三路进入云南， 武恬目睹昆明人民面临着“戎车所至，狐兔不存”和清军“遍索妇女，行歌侑酒”的不幸遭遇，同时又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隐痛和伤心，尤其不愿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取悦于清朝统治者，于是在一次被吴三桂抓去强迫火绘筷子，不从而遭毒打以后，便“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与处”，从此变成了疯子。武恬疯后，并未中断自己的创作活动，有时边歌边哭，而又边火绘筷子，只是所绘的内容与前有所不同， 像“陆秀夫负帝跳海”、“文天祥柴市殉节” 等历史故事，都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武恬最后不仅下落不明，就连他一生当中精心创作的许多别具一格的艺术品－－火绘筷子，一双也没有保留下来。虽然近人宋嘉俊（宋嘉俊，号俊臣，昆明晋宁人，著有《落落轩诗抄》。）曾写过： “卓卓奇技武风子，姓字流传遍桑梓，平生志识超凡庸，火绘特其余事耳。先生善画非画师，火箸当年擅绝技，酒酣兴到时为之，穷形尽像凭十指。意匠惨淡经营中，双箸绘成火光紫，鸟即鸟来鱼即鱼，羽毛鳞介不一体。变化直穷笔墨外，神妙如传阿堵里，惜哉画箸今无存，高风徒令人仰止。鼎革吴藩人滇水，偶见绘箸心窃喜，悬金求购不肯售，拘来强作弗应唯， 始以威吓终纵之，从此佯狂隐于市。先生志节坚不渝，见义当为岂畏死，人如箸尊箸如人，斯人斯箸熟堪比。”的诗句，但武恬毕竟不太为人所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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