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淙流韵纪文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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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昆明安宁的杨阁村，就会得知这里又叫石淙渡，据清代人段昕纂修的（雍正）《安宁州志》记载：“石淙在螳螂江中，石如砥柱，嵌空玲珑，飞流激湍，触之辙应，冷若金石，江流远闻。”故有“石淙流韵”之称。明代中叶昆明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杨一清便出生在这里，后来又以“石淙”为号，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石淙诗抄》。因此一提到石淙，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出将入相”的杨一清，他的生平事迹不仅彪秉史册，而其经营陕甘之规范，实为后世称道和取法。 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云南昆明安宁州石淙渡人，生于明代宗景泰五年（公元１４５４年），幼聪颖，八岁时即显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凡经史百家，典章文献无所不通，在乡有“神童“之誉。成化八年（公元１４７２年）登进士第，在京陛见时，明宪宗由于得知杨一清向以“神童”驰誉乡里便即兴口出一联：“一间茅屋两先生，聚六七童子，教《百家》、《千字》”；杨一清不假思索脱口而对说：“九重金銮一天子，会十八学士，读《四书》、《五经》。”宪宗大为赏识，便官放山西学政及按察佥事。不久又迁任陕西巡抚，督理边政。 当时甘陕一带，实为明帝国的边防要地， 散居北方的鞑靼人在明初虽一度被明廷以武力征服，而明朝中叶以后， 势又复炽，并向南内侵，潜居河套一带。另外西面的吐鲁蕃也在此时崛起，相继占领了哈密、柳城，并长驱直人嘉峪关，威协甘陕。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１５０２年），擢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马政本为当时西北边地一大要事，但由于内部为政者的苛暴和鞑靼、吐鲁蕃之扰边，致使马政完全废驰。杨一清受命督理马政时，正当鞑靼以十万骑人寇陕西花马池。杨一清到任之后，一面率精锐平定鞑靼人的扰边；一面下决心整顿军纪，劾罢边官总兵不法者多人。同时还修筑垣堡，大兴茶马之利，采取这项措施，主要是考虑到“虏情叵测”，从而通过茶马市易，“投之以剽利”，以便进一步了解鞑靼“出没之候，虚实之形”， 最后从军事上采取“调度之方，制驭之术”，实行“分击合围之法，出备人保之宜”，另一方面也恢复了由于战争影响而导致的边疆经济凋敝。由是甘陕为之大治。朝廷为此晋升杨一清为右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继而杨一清又上《修边策略》及《边防四策》，对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巩固西北边疆的建议和措施，朝廷都给予支持和赞助， “发金数十万促使其成”。杨一清为总制出入于西北边疆者３０余年，其功绩堪称卓著，故杨升庵称道他说：“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人相，文德武功。” 杨一清一生当中还有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谋诛宦官刘瑾。明代宦官之祸，在此以前有王振，在此以后有魏忠贤。刘瑾自幼人宫，长期侍奉明武宗朱厚照，在武宗即位之前，他就时常陪伴到处玩耍，到武宗登基以后，更是百般迎合，并怂恿皇帝说：现在大权操之于内阁，陛下等于傀儡，应即思对策。于是皇帝便下诏要亲自批阅奏折，所有公文一概送至宫中，无异乎将国家大政委归宦官刘瑾裁决，从此刘瑾号称“九千岁”，擅弄朝政，贪脏枉法，结党营私，残虐百姓，积弊日增，黑幕重重， 人民深受其害。当时大臣李梦阳、 刘健等见国势日衰，危机四伏，便与司礼监太监王岳商议驱逐刘瑾，不料吏部尚书焦芳向“刘公公”告密，计划宣告失败，王岳反遭放逐，刘瑾竞接替王岳做了司礼监太监，焦芳也荣升为大学士，此后政局更加昆明混乱，不堪一顾了。刘瑾往往趁武宗游玩兴犹未了时，拿着重要奏折去请示，武宗厌烦地说：你决定好了，何必问朕！这样一来，刘瑾更有恃无恐，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作威作福，民不堪命，一班正直的朝臣，被他害死者不计其数，满朝文武及全国百姓对其毫无办法，只有昆明干瞪眼。 当刘瑾大权在握的时候，朝廷公卿仰着他的鼻息，惟恐得罪，平日进入朝门， 见到刘瑾便跪伏着不敢仰视， 惟恐不知哪一天会遭罪赐死，朝廷内外，无不人人自危。由于阉党乱廷，为非作歹，宦官日益殷实富足， 而明朝国库渐趋空虚。 刘瑾的爪牙四处出巡，大肆敲榨勒索，所到之处，地方官拿不出万两纹银，就别想把钦差送走。有不少府县官员，往往由于筹不够银两，被逼得走头无路，终于自缢投环，至于百姓，更是十室九空。对此政局混乱，民生多艰的情况，杨一清十分洞悉，夙夜忧虑，食不甘味，寝不安昆明席，在忧思愤懑之余，曾写下了《录民谣》八首： 东邻富实在昆明家闲，西舍科差十倍难，不是官司好颠倒，里书奸弊这般般。 雨中车骑暂徘徊，十室蓬门九不开，不信使君因避雨，只愁钦差下乡来。 杨一清通过这八首《民谣》，不仅把明代中叶满目疮痍的社会状况揭露无遗，也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披露于字里行间。为此他的学生康海曾评论说“篇篇具实，字字洒泪”。正因如此，刘瑾以杨一清不惟不附于己，还指斥时病，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谄他“破冒边费”，逮捕下了锦衣狱。就在这“诏狱被逮，夺秩诬脏”的时候，他仍写下了不少关心国家，同情人民的诗篇，如《新月》、《渡江》诸作，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种爱国爱民思想。为此乐垣曾赞誉他说“木梏在手之时，依然有忧国忧民之念”。后来幸得大学士李东阳、王鍪等多方营救，“释归镇江”，才算免除了一场灾祸。正德五年（公元１５１０年） 明朝宗室安化王朱寅燔以诛刘瑾、“清君侧”为名，反于宁夏，情况十分紧急，明武宗不得已，又才下诏取用杨一清总制军务，人西北征讨，并且派了中官张永为监军。张永虽身为太监，却是个正直人，对杨一清也很崇敬，一动身就求教杨一清如何平定此乱事。杨深知张、刘两太监素来不合，便回答说：“宁夏兵事易平，然内变则不可测。”张永追问为什么？杨一清在手心写了一个“瑾”字，张永为之色变并且说道：“他日夜不离皇上左右，皇上偶不见他便不快活，由于这样过分宠信，使之大权在握，况且党羽密布，锦衣尉四出侦巡，谁敢轻举妄动，你叫我如何向皇上呈述，即使有此机会，我又如何能劝皇上呢？”杨一清一面对张监军晓以大义，一面又献策水，极力要求杨阁部放他作安宁知州。其他探知者，亦多方托人说项，同样恳请杨一清放他们去作安宁州官，以致出现了“皆奔竞以得安宁为望，吏部天下题名牌，“安宁”二字至为之指摩灭没”的程度。实际上当时被放安宁知州者，没有一个不失望挂昆明冠而归，其地不仅不是肥缺，而在当时确系地瘠民贫，极为艰苦的地方，根本谈不上有油水可捞。杨一清所言也并非让张永把刘瑾私下暗造兵器，准备变乱的罪证获取，并亲自为张永写好两道奏折，一道是平宁夏安化王变乱的经过；一道则是揭发刘瑾逆谋，并立即建议昆明张永趁回朝述职，先上第一道奏折，再以有军机面呈皇上，请屏退左右后再上第二道奏折，如皇上不相信，则请降旨查抄私造兵器和召刘瑾问对，以为坐证。张永听后仍有犹豫之色，杨一清又昆明反复激励他，最后张永才算允应。杨一清认为事不宜迟，便建议张永兼程赶回京师，并叮嘱他严守机密，不可稍露任何一点朱丝马迹，这样才不致重蹈王岳的覆辙。 张永走后，杨一清经过周密部署，一鼓作气平定了昆明安化王的叛乱，高奏凯歌，班师回朝。刘瑾又想引此以为己功，满朝文武在其授意之下，正准备朝贺刘公公任人得法，部署军事有方，弹冠相庆。未料突来晴空霹雳，查抄刘瑾家私的圣旨下来，大家面面相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经过详细打听，才知道是杨一清的神机妙算，通过中官张永面奏皇上，彻底揭发了刘瑾的种种昆明罪行，替国家及百姓除了大害。经过大理寺审讯，刘瑾被判处凌迟之刑。临刑之日，受害者纷纷以昆明钱买瑾肉以雪胸中之恨，百姓欢声震天，无不额首称庆。刘瑾被处决后，杨一清召拜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人参机务。 杨一清主事吏部之日，为官清正，廉洁自持。有一卸任亲属向他谋事，并问他说：“天下郡县以何地最为富足，算是肥缺？”杨笑着回答说“莫如云南布政司之昆明安宁州”。这个人又问“有何为证”？杨漫应道：“一州管两府，上有上权（谐‘钱’字音）府，下有下权府，吹吹打打吃饷午；一州辖三县（指罗次、连然、禄丰），右有赤龙城，左有打金甸（谐‘店’字音），金花银花铺昆明满院。”此人一听信以为真，以为可以大捞油毫无依据。盖因安宁州有上、下权甫两村，地瘠缺水不宜裁种水稻，当地人全赖种杂粮做荞饼充饥，每天中午在柴火上烧烤而食，吃时必须吹打去其炭灰，方能入口。听者不假思索和深究，往往误以为两村一向富庶，才取名昆明上钱甫和下钱甫，由于有钱，衣食足则礼仪兴，便效钟鸣鼎食之家，召吹鼓昆明手以鼓乐吹奏伴食，以充享受。至于赤龙城、打金甸，亦系安宁州属村，民间园圃之中，往往多种金银花，正由于当地土质硗璃，特美其名。当时贪脏枉法的官吏，一听杨一清所说，便信以为真，心向往之，力求补此肥缺，以便搜刮民脂民膏。杨一清一眼看清了这类人的丑恶面目，故作此言谈，本意在于惩罚贪婪之人。 杨一清在朝，直言时弊，不能见容于人，后为奸佞所谗，只好上疏请骸骨归寓江南，自号“三南居士”。三南的意思是生于云南，长在湖南，老于江南。嘉靖九年（公元１５３０年）八月十四日，杨一清病逝，与世长辞，葬于镇江，朝廷赠谥美显日“文襄”。生平著作有《关中奏议》十卷，是书以其生平所上奏疏分为五类：卷一、二曰马政类；卷三日茶马类，系弘治十五年（公元１５０２年）以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时所上；卷四、五、六日巡抚类，则为鞑靼寇入花马池时受命巡抚陕西时所上；卷七、八、九日督制类，则为正德初，鞑靼寇犯固原、隆德时，一清以延绥、甘肃、宁夏有警，不相思援，无所统摄，请遣大臣领之，即命一清总制时所上； 卷十日后总制类， 则为一清杵刘瑾夺职后，以安化王反被取用处理该事件时所上。全书以所陈多甘陕边事及筹边之策，故以“关中”命名，其中所载不尽皆一清奏稿，凡当日部臣奏疏及前后所奉谕旨皆编人其中，故于时事本末颇为详尽。史称杨一清官甘陕时，即详究边情利弊，每当边陲事急， 一夕竟草十疏， 悉中机宜，其才华一时无两，故当时人将其比之唐代姚崇，其干练之才，往往从《关中奏议》中可窥见一斑。 此书于嘉靖初年始刊于南京，据《明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十卷本，书名无“关中”二字。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据直隶总督采进本收录，仅十卷，以下缺如，疑四库馆所据非全帙。嘉庆间云南保山袁文揆获待刻本十八卷，就原书略去其循例呈请无关紧要之奏章，订为十二卷。题名《关中奏议》，由五华书院重刻，卷端载有云南提学使吴县顾莼序，乃今传世之本，１９１４年辑刻《云南丛书》又收入《丛书》之初编。杨一清生平著述尚有《石淙诗抄》，是编系其门人李梦阳、康海将杨文襄一生之诗作加以编订成书，各以类分，排比诠次，梓行于世， 原题《石淙类稿》， 共四十五卷。今存世之本乃明嘉靖年间孙氏所刻的十九卷本，有诗无文。清乾隆间召儒臣纂修《四库全书》向各省征集文献，云南巡抚昆明临川人李湖搜得此书，不以之上四库馆，而以边荒无著述复命，解任时携归，后为石屏陈履和见之抄回， 由五华书院重刻。 此书据钱塘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嘉靖孙氏刻本共十九卷，有李梦阳评点，首为《风池稿》，次为《省墓稿》、《裎后稿》、《西巡稿》、《北行稿》、《容台稿》、《行台稿》、《归田稿》、《自讼稿》、《制府稿》、《吏部稿》、《玉堂稿》、《归堂后稿》十三类。 辛亥革命后辑刻《云南丛书》时，依照五华书院刻本刻人，后丛书处托浙江朱希祖购得嘉靖原刻本，以之和五华书院刻本对比，昆明五华书院刻本少诗１５０余首，当时即有人主张应依原刻本覆刊印行，但由于诸多原因未果，故今云南省图书馆庋藏之嘉靖刻本乃稀世之本，弥足珍视。杨一清诗作，清人朱彝尊《明诗综》不仅收录２０余首，而且称其“古诗原本苏韩，近体一似陈简斋、陆放翁”。 云南文人袁文典在《滇南诗略》中也有定评，认为“兹所裒辑三十余首，学力深厚，而以性灵出之，浏亮浑脱，笔墨悉化烟云，洵非盛唐诸公莫办。至其忧国忧民、沉郁顿挫处，尤为瓣香老杜而得其神髓者”， 由于杨文襄的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具有上述特色，云南剑川赵樾村以昆明诗吟咏说“将相功名一代中，诗歌卓有杜陵风，后先七子休腾踔，合与茶陵角两雄。”静言思之，实非过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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