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新潮，２０世纪上半叶，丽江古城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均有光荣的印记；同时，门户扩大开放，丽江工商业迅速勃起；一些国际文化人开始涉足丽江，丽江的东巴文化等由此传播到海外。这时的丽江古城有了新称呼：大研镇。进入２０世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云南组织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如１９０８年４月的河口起义、同年１２月的永昌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夕云南最具影响的两次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新潮，自然影响到了滇西北的丽江。
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５日，丽江纳西族中的先进分子王政、木双璧等，在丽江古城西侧的黄山哨组织农民起义，事先约定丽江大研镇头领鲍国藩在狮子山上举火为号，准备在半夜攻打丽江府衙门，推翻清王朝在丽江的统治。不料，队伍内部出了奸细，起义消息被官府抢先探知，丽江狮子山上信号火把未能点亮，武装起义流产。第二天，丽江官府出动兵马，四处搜抓起义农民，逼他们交出起义领导人。王政为减轻起义群众的苦难，视死如归，主动站出来，高声宣布自己就是领导人：“大丈夫自己的事自己承担，死何足惜！”到农历七月初五那天，官府在丽江古城四方街设刑场，把王政处以极刑。在刑场上，丽江王政面对四邻乡亲，含笑致意，然后英勇就义。他的牺牲，为丽江古城打上了第一笔民主革命的光荣印记。
辛亥革命爆发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蔡锷等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成功， 宣告了云南的“光复” 。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到当年１１月１７日，“楚雄、丽江官绅各界复电，一体赞同反正”。丽江古城插上了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宣告封建王朝统治在丽江的结束。
１９１２年，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扬言入侵西藏，并策动西藏农奴主的叛乱，蔡锷请命出师西藏。同年８月，蔡锷派殷承谳为滇军西征司令官，配合川军进藏。８月１９日，西征军达到丽江，司令部设在丽江古城，然后派两个纵队，一从维西大道而进直至攻克盐井，一从香格里拉大道直趋乡城。后因川滇两军发生矛盾，滇军西征军于１１月１１日撤回丽江。在这次滇军进藏抵御英国入侵的历程中，丽江古城作为滇军出师西藏时的指挥基地，尽到了应尽的使命。
袁世凯窃国，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反袁护国运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蔡锷、唐继尧等组织护国军，发动了正义的护国战争。地处滇西北的丽江也积极响应，纷纷输送年轻子弟参加了护国军。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 当时丽江纳西族子弟参加护国军的多达３４２０名，有营、团级军官王洁修、习自强、和朝选、习自诚等，他们在讨袁护国运动中作出过贡献，为丽江增添了又一笔民主革命的光荣印记。红军长征过丽江，是丽江现代史上光彩耀眼的亮点。
１９３６年４月，进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王震、肖克等率领下，选择在丽江的石鼓等渡口，渡金沙江北上。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反动势力的蛊惑，不少纳西族同胞离开了家园。 而开明进士和庚吉、县长王凤瑞等，则主张欢迎红军，召集民众写标语、做彩旗。４月２４日，红军先遣队伍从鹤庆进入丽江地界，到丽江古城南侧玉龙锁脉桥附近的“接官亭”时，受到了一百多手执彩旗的丽江民众的热情欢迎。红军进丽江古城后，在丽江四方街等主要地段，宣传抗日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幸福、解放劳苦大众的宗旨，张贴标语布告，并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救济贫苦群众。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爱护丽江古城的一草一木，给古城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丽江古城纳西人也纷纷行动起来，丽江妇女们拿出米和肉为红军做饭；男人们当向导，帮助筹款、兑换银元；裁缝师傅们为红军赶制军服、米袋。红军离开丽江古城时，丽江纳西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单是丽江大研镇，就有１４名青年随红军北上。
红军点燃了丽江的革命火种。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金沙江两岸爆发了“黄军起义”。起义策划中心在丽江风光胜地老君山，首发地点在香格里拉巴太湾。三将军张连科为首的义军百余人， 渡江到丽江一侧，与大将军张志友的义军会师， 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在进军丽江石鼓时，在天险石门关与官军激战，因两面受敌而失败。起义领导人被关押在丽江古城监狱，随即被杀头示众。张连科就义时正气凛然，而大将军杨作义在就义前竞放声高唱“江边调”，歌词是那样激昂，又不乏风趣，洋溢着大无畏的气概：这世得了将军做，二世还要做将军。杀头好像风吹帽，坐牢犹如坐花楼。丽江古城当为有革命者如此的英雄气慨和精神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