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多元宗教，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传到丽江纳西族地区，与传统的丽江民族东巴教产生对立、排斥，继而互相融合、吸收，并形成多元宗教现象。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方圆不满４００平方公里的丽江坝子，就修建有六十余座教堂庙宇。其中包括五座著名的云南西北藏传佛教白教派喇嘛寺；有从事印经刻版的滇西禅林金山寺；还有初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
丽江民族的道观佛寺没有严格分类，往往是几教混合。丽江古城北的北门坡建有道教的城隍庙和佛教的地藏菩萨庙，为一进两院的建筑结构。城隍庙塑有城隍塑像，侧房塑泥像，表现人在地狱里受刑情景，阴森恐怖，院旁搭一木桥，称为奈何桥。人们进庙烧香、祈求安宁，往往是两院都要烧香，既供奉城隍又叩拜地藏。
丽江白沙的琉璃殿，原来是塑药师佛的庙宇，也是一进两院。后来，前院住和尚，后院住喇嘛。在丽江，佛寺改道观、道观住和尚的情况很平常。
丽江坝东面的震青山顶建有玉皇殿，山腰是法喜寺，属临济宗派；山脚是东山庙，塑有大理白族崇奉的本主神。每年阴历二月八日，举行东山庙会，会期三天，附近百姓蜂涌而来，登山赶会，烧香求神。虽然玉皇和佛主不是一条路上的神灵，但是朝山的百姓却不分教派、不择亲疏，凡见神灵都跪拜烧香，和尚赶来念经，洞经会前来奏乐。更为有趣的是，在塑有千手千眼观音的法喜寺里，举行具有道教特色，包括生殖器崇拜的求子活动。有时候，基督教传教士也来凑热闹，到山上讲经传教。 还有丽江民族民间对唱山歌的内容。庙会既是各派传教的极好机会，又是一次重大的民俗活动。
法喜寺有一副楹联，概括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是圣是凡，三教原归一理；即心即佛，灵山岂在西方。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反映了儒释道杂糅的情况。从现存的大宝积宫壁画看，有描绘孔雀明王法会、观音普门品故事、如来说法等显宗内容的，也有大黑天神、大宝法王、降魔祖师等藏传密宗的内容，还有道教的天地水三官和文昌、风雨雷电等画像。虽然元明以后的汉族佛画，也常有佛道交错的现象。但是丽江壁画则是佛的显、密宗和道家融汇，有的壁画还用藏文点缀，形成丽江民族壁画的一大特色。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直接反映在灵魂的归宿上。丽江民族东巴教里把人的灵魂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是丽江民族纳西族祖先崇拜的体现。同时还要送往神灵居住的地方，送往三十三天，送往十八层天上。祭场上要铺一卷约三丈长的神路图，认为死者的灵魂沿神路进入理想的神地。神路底部画灵魂受刑的关卡，上部画头带光环的神灵，面容慈祥，结跏趺坐。中部画一些供养人，表示人间。神路图把道教的善恶有报和佛教的六大轮回渗入东巴教中。
丽江纳西族少有虔诚的信徒，但遇天灾人祸，则请所有教门的神灵保佑平安。３０年代中期，丽江发生瘟疫，４０年代初，古城里发生火灾，又逢丽江抗日将士在前线阵亡，绅士居民便在四方街举行水陆大会，请喇嘛念藏经、 和尚诵佛经、道教奏洞经，为丽江民族庶民消灾免难。
丽江民族道士做道场，祭坛上供奉太上老君，还有释迦、观音、孔子等塑像。１９４２年，丽江白华乡木绍先抄录的２尺谱本中，记有数条会规，其中一条日：“当时时体贴三教之道，切不可互相谤讪。
１９０２年，丽江民族信士李绍源在他所抄写的洞经经卷中，加上一篇自己创作的《北岳宝诰》赞颂丽江民族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给丽江道教增添了一尊三朵神灵。
丽江祥云乡、白华乡、大具乡各有名为“吉来”的村子，吉来是对宗教活动者的称呼，因村里人大多数是“吉来”而成为村名。吉来以父子相传的方式承袭，平时在家参加劳动，应别人之请才去主持法事，类似丽江东巴。传说吉来原依照佛教规矩举行法事，后来学习道教洞经音乐会。举行法事时以洞经音乐的形式演奏佛教经典《金刚经》、《楞严经》。
多元宗教信仰，对丽江民族纳西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元信仰分别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宗教情感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与外民族保持长久友好的睦邻关系，并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推动了丽江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国初期，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云南西北的商业重镇。
丽江民族多元宗教使丽江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有病有灾则什么都信，无病无痛则只祭祖先，少有佛道的虔诚信徒。于是形成丽江纳西族务实的人生态度，重现世而轻来生，重此岸而轻彼岸。
５０年代以来，丽江民族宗教活动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而消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信教自由的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正常的丽江民族宗教活动也得到了保护。一些寺庙由政府拨款进行了修建；道教的洞经会又恢复组织，活跃在丽江的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