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的石刻艺术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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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的石刻艺术与交流，东汉时期，大量碑刻和汉墓壁画及画像砖等是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主体。云南大量出土的石刻文物基本上以汉字和纹饰为主。如云南昭通“梁堆”东汉墓葬中，除画像砖外，还有石座、石棺、墓石，上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楼阙、武士、西王母等。均为汉晋风格，与内地同时期石刻艺术属同一类型，特别是与邻近的贵州、四川出土的石刻艺术作品十分一致。 刻在石或铜、银器上的铭文，主要为统治者“南中大姓”歌功颂德的文字或世系家谱之文。如前面介绍的《孟孝琚碑》，大、小《爨碑》等，这些碑刻的绘画、书法艺术堪当中国古代一流水平。 同内地一样，云南的石刻雕像艺术始于两汉，盛于隋唐。伴随着佛教的传播，９０％以上的石刻艺术品来自寺庙，其大体可分为塑像和石窟两种。 石窟造像艺术源于古印度。“石窟寺”是指在岩石上开凿出的寺庙和僧舍，最初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坐禅的“石室”。 在佛教的影响下，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石窟造像艺术也遍及域内，并以其民族特色和艺术及科学价值而闻名遐迩。南诏大理时期，最著名的石窟及造像是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大理挖色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剑川金花山摩崖造像、晋宁摩崖造像、禄劝密达拉摩崖造像等。 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石钟山石窟群分为三个区，共有１７窟（处）、造像１３９躯及碑碣、造像和其他题记等。 石窟的造像大部分是佛像，如如来、迦叶、阿难、八大明王、细腰观音等。除了佛像外， 有两个窟雕着南诏王室人物像，其中一窟为《阁逻凤议政图》，共雕１６人，再现了八九世纪南诏统治者的衣冠相貌及当时的风俗制度。第八窟有象征女性生殖器的石刻，以作为求子嗣的膜拜对象。在第九窟有一高鼻深目、头发卷曲齐肩、腰系裙、身披毡、足穿靴、双手持杵、旁边题刻为波斯国人的造像。第十窟则雕有一位印度僧人的“梵僧像”。 综合来看，这座始凿于南诏国时期、完成于大理国时期的石窟， 以汉传佛教艺术为范本，既受到中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佛教“滇密”风格， 另外还表现出对云南白族本土文化的崇拜。 从佛教雕刻艺术风格及人物造像上看，该石窟可以说是我国白、汉、彝、藏、纳西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友好往来的见证，也是我国西南边疆人民与东南亚、南亚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佛教传入云南后，人们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雕刻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严，以弘扬佛法、招引更多的信徒，于是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它们主要分布在佛教盛行的云南滇池、洱海、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在这些窟、寺中，除滇池地区安宁法华寺的造像属内地佛教纯正形象外，大理地区的造像则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及南亚和我国西藏密宗的风格。 四川昭觉博什瓦有一处黑岩画，经研究发现与远在云南西部的剑川石钟山窟文化有很多共同的特征， 究其原因是这两处文化遗迹均坐落在西南丝路古道交通沿线。 博什瓦黑岩画与剑川石窟虽相隔千里，但文化内涵及时代均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它们都有反映南诏王室出巡的场面；它们都有佛教密宗八大明王，它们在造型和传教特点上如出一脉。 南诏大理时期的石刻艺术雕塑是丰富多彩的。１９９０年， 在南诏咙圩城遗址发现雕刻精美的佛教石刻造像１８０多件，其中有佛、观音、天王等１１尊头像，最大的头像高１８厘米，最小的仅高３厘米，以立像居多。雕刻手法有浮雕、圆雕，技艺精湛，线条流畅。最大的一尊头像螺髻高耸，额阔颐丰，长目俯视，端庄微笑，具有初唐雕刻的艺术风格。 塔、幢均为佛教建筑物，约公元１世纪传入我国。南诏大理时， 云南佛教鼎盛，产生了一批建筑精美、气势恢弘的佛塔，如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云南祥云水目山塔、云南西双版纳的曼飞龙塔、云南洱源火焰塔、昆明地藏寺石幢和东、西寺塔等。 在这些塔上有不少石刻和造像，其中昆明地藏寺石幢雕有菩萨、护法、龙、天龙八部、四大天王、飞天、六夜叉、金刚，共有造像千余躯。昆明地藏寺石幢实为一尊密宗立体曼陀罗（神坛），有显著的云南地方特点，如天王戴耳环、穿芒鞋，地位最尊的是佛母等。石幢除有大量神像浮雕外，还有幢文等。 从艺术上看，昆明地藏寺石幢堪称非常精美的宋代石刻艺术珍品。四大天王和金刚体态威武，神情各异，面部表情威严而不呆滞，衣冠服饰塑刻得细致逼真。雕刻观音、天女、飞天、殿庑都是“刀痕遒劲，备极精巧”。在表现手法上，或浅雕或高浮雕或半立雕等，各有千秋。每层界石上或雕文字，或雕小佛，或雕莲花、圆珠等图案。一眼望去，整座石幢遍体雕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云南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在《新纂云南通志》中评说，此幢“雕刻佛像最精，世人成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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