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的青铜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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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的青铜器，商代以后，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居住云南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充分体现了当时云南青铜时代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夺目的奇葩。在这些青铜器中， 每一件都是完整而精美的造型艺术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了多达４０余种动物的造型艺术品，包括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使用了圆雕、浮雕立体塑和直接将动物形体浇铸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古艺术构思之独特，均让人叹为观止。 古青铜器物中，图案雕刻最多的是在古铜鼓上，已发现的铜鼓均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和各种写实的图案，一般为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纹、翔鹭纹、牛纹、鹿纹，还有物体形纹、船纹等。在这些文饰图案中，太阳纹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 牛纹作为炫耀财富，显示荣誉、地位与威望的象征。除具有云南民族特点外，其他饰纹均具有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如翔鹭纹，我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 另外早在《诗经》中就有振翅飞翔的鹭鸶和乐器鼓联系在一起的诗句：“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鹿纹，我国古代把鹿视为吉祥的象征，汉代郑众说：“鹿者，禄也。”南方古代民族把鹿的图像铸在铜鼓上，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船纹中所刻绘的船有渔船、战船、游戏船、竞渡船，有船纹的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船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它一方面说明生活在滇池周围的古滇民族与滇池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所受楚文化的影响。如龙舟竞渡，在古楚国故地长江中游一带颇盛行，传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录：“是日竞渡，采杂药。”隋朝杜公瞻注释：“按五月五日竟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轲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在吴国，龙舟为伍子胥而竞渡，古越国龙舟竞渡是为纪念越王勾践，古云南滇池龙舟竞渡可能与楚文化的影响有关。 云南商至汉代的青铜器及其造型艺术，既有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战国至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使沿五尺道的滇东北和滇池地区在青铜器的制作及造型艺术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云南东北地区。 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鼎等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曲靖的出现，与先秦时期曲靖就是中原文化经“西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咽喉之地有关，表明中原文化传人云南首先是在交通线上的“纽结”地带。云南曲靖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古道交通将滇池文化传播出去。“在四川、贵州、越南、泰国都发现过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都可能是与滇交换所得。”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东山文化中的基本典型器物中也出现过，表明曲靖的青铜文化通过“西南丝路”对东南亚一带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楚、滇及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在这条丝路上交流融会。 曲靖以北，古西南丝路云南段的更北端的昭通地区，出现了与巴蜀更相近的青铜文化， 大量出土中原式剑及秦和汉初的半两钱币，还有脱胎于中原商周文化的饕餮纹戈。 汉通南夷道后，汉族大量进入云南昭通，进一步扩大了内地文化的影响。出土了以洗、釜、甑、壶、车马器、铜镜、印章为主的汉式器物，表明云南昭通在两汉时已基本是汉文化地区。在云南昭通水富出土的一枚蜻蜓眼似琉璃珠和在昭通市出土的一件高鼻、卷发的铜跪俑，或许是由中亚经蜀－身毒道的舶来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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