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的云南民族乐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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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的云南民族乐舞，古代汉族的正式舞蹈统称为“万舞”，《诗．商颂》记述：“庸鼓有致，万年有奕。”在其舞蹈动作中，又分文舞、武舞两类。云南晋宁出土的文物刻绘的“羽舞”就类似于汉族的“文舞”、“武舞”，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滇族的舞蹈是从古代汉族舞蹈脱化而来的，因为汉舞的产生远远早于滇人。 无论怎样，云南少数民族的早期舞蹈有很多汲取了汉族舞蹈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本民族的风格。 东汉至隋，随着云南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内地书画诗词歌赋不断传播至滇西哀牢地区，当时反映内地与云南交流最有名的是《兰津歌》：“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从东汉墓出土的乐器看，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乐器外，还有抚琴、吹箫俑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陈禅传》载有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１２０年）西南夷掸国国王雍由调派使者并有乐队和杂技团到洛阳，第二年在皇宫中为东汉安帝和群臣表演。表演的节目有吐火。这个魔术在河南南阳市汉画像馆里收藏的一块汉画像砖上可以看到：一位头戴尖顶帽的魔术师，手中拿着瓶罐之类的道具，口中吐出一道火光。由此可推测当时在西南夷向中原进献的乐舞书目中，还有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乐舞杂技及跳丸等。 唐宋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空前兴盛，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隋唐之际，中原歌舞之风炽盛，宫廷演出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巨大。隋炀帝时，乐舞表演既成为宫廷贵族的声色之乐，又是外交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每年正月，万国来朝，都要在长安、洛阳宫中组织全国名伎进行演出。唐时乐舞演出规模宏大。据韩鄂《岁华纪丽》载，每逢元会，“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亦以乐舞百戏款待外宾。唐宪宗时，曾于玄武门、相思殿大飨百官，盛大表演《庆善破阵乐》并十部乐及樟木跳丸、舞剑之技。唐玄宗时，勤政殿赐宴，郡邑教坊也表演乐舞百戏，“动容鼓振”。唐宪宗时，或御芳林门，或御麟德殿，观看乐舞百戏、击鞠角抵。至唐穆宗，除御麟德殿观看击鞠百戏外，“新作永安殿，大张乐、观百戏”。 唐代南诏时期，南诏与内地及东南半岛各国的交往非常频繁。在乐舞艺术上，记述的史料也很丰富。如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南诏派遣歌舞队入内地表演，骠国（在今缅甸中部）也同时派遣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到长安汇演，在《新唐书．骠国传》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骠国歌舞队表演的盛况，唐德宗对率领骠国乐队人唐的舒难陀（骠国王雍羌的兄弟）授以太仆卿的名誉官衔。 唐代南诏时期，随着南诏与内地及南亚、东南亚地区联系的加强，内地和东南亚的乐舞艺术更大量地传入云南，充分反映出南诏与中原文化、南亚及东南亚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唐会要》载：“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风多演释氏词云。每为曲，皆齐声唱，有类中国拓枝舞。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与骠国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见此乐。”在南诏，庆典时常演奏许多类同骠国曲目的异国音乐，如“没驮弥”（佛印）、陇莽（赞娑罗花）、答都美（白鸽）、苏谩的里（白鸽游）、弥思弥（龙道独琴，今缅甸的缅琴）、桃台（孔雀王，即今傣族孔雀舞）等。 文献中所见南诏乐曲名还有“盖罗锋”（即“阁罗凤”）、 “赞普子”（即“赞普钟”），还有“女王国”、“穿心蛮”、“八拍蛮”、“菩萨蛮”、“定西番”、“羌心怨”、“南天竺”和“天南滇越俗歌”等。从这些曲艺名看，可见当时云南对外联系的频繁和乐舞艺术的繁荣。 唐朝历代宴乐百官，各地方长官要向朝廷奉献乐舞。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让乐工对南诏乐舞进行加工整理，进献京城，称为《南诏奉圣乐》，成为名噪一时的南诏乐舞表演节目。《新唐书．礼乐志》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云南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 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 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人叠， 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鄞。每拜跪，节以征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日太蒙，商之宫；三日姑洗，角之宫；四日林钟，征之宫；五日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记。德宗阅于麒麟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廷宴则卫奏，宫中则坐奏。”可见南诏及骠国乐舞已进入唐宫中演奏并受到中原人由衷的欢迎。 《南诏奉圣乐》共有３０首乐曲，演奏者达１９６人，乐队由４支组成：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和军乐部。从这四支乐队可见南诏乐舞的开放性。龟兹部、胡部的乐队和乐器都有浓郁的西域音乐成分。 南诏时云南民乐乐器有：羯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箜篌、拍板、横笛、短箫、长箫、大铜鼓、贝方响；筝、大小箜篌、琵琶、笙、笛、拍板；金铙、金铎、铜鼓、金钲。南诏音乐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东南亚和南亚音乐的影响。 当时南诏使用大象表演的“象戏”也很受中原欢迎。 此外，南诏、大理崇尚佛教，佛教乐舞， 一般在寺庙大殿或信徒之家做佛事时表演，在上元、中元、弥勒会、观音会、龙华会等宗教节庆时更有大量演出。此种宗教艺术表演至今犹存。 元明清时期，随着汉族大量移入云南，云南民族乐舞艺术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是以汉族乐舞为主。云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自己的一些乐舞艺术，如彝族、纳西族的“踏歌”，白族用“瓢笙”、“铜鼓”伴奏的“巫舞”。 元朝么些蛮（纳西）则有“刀舞”（东巴舞），苗族有“芦笙跳月”，傣族有“孔雀舞”等。一些来自中原的汉族乐器不断取代云南民族民间乐器，如琵琶、胡琴、筝笛、响盒等。这些乐器一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胡人乐器，经几百年的融合，至元明时期，已成为汉族乐器。 这些乐器主要演奏中原乐曲。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的乐器，有笙、阮、排箫、箜篌等，演奏“缅乐”。 三是云南少数民族自己固有的音乐和乐器，如云南傣族“车里乐”乐器中有铜鼓、铜钱、响板、象脚鼓等。此外，云南各民族最大众化的乐器是葫芦笙与口弦。 明代时，云南产生了本地独有的、多民族的、分布广且影响大的洞经音乐和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纳西古乐）。这些云南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和东南亚、南亚文化艺术交流发展的结果。如云南民族纳西“白沙细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元世祖临别时赠送的乐曲，有些学者认为是明代中叶传入云南丽江的昆曲。而洞经音乐成分有宫廷音乐遗存、江南丝竹风韵，又有戏曲音乐曲调和民族民间小曲成分。它的产生与道教传入云南民族地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道教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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