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的石碑、石墓、石刻 |
||
云南民族的石碑、石墓、石刻，东汉以后，古云南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昭通和曲靖等， 兴起了深厚凝重的云南民族的石碑、石墓、石刻与书法艺术及内容丰富的汉画像砖和画像石等。这些书画艺术作品中，大小两爨碑代表了这时期最高的艺术水平。 云南昭通保存至今的《孟孝琚碑》，碑文存１５行，每行残存２１字，现存２５０余字，隶书；左刻青龙，右刻白虎，下刻玄武，残失的上部应该是朱雀，符合汉碑“四神”格式。孟孝琚为昭通“南中大姓”之一。东汉时期，“南中大姓”不仅在经济上受中原较高的生产技术影响，在生活上也向中原官僚地主看齐，在文化上崇尚儒学，从碑文中的“孔子大圣”字样中可知。此时汉文化已在昭通普及，《孟孝琚碑》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证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和普及。《孟孝琚碑》在我国书法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其字体在篆、隶之间，结构方整，笔意圆劲深朴，字画遒劲，是云南最早的百字以上的一块古碑。黄膺评论《孟孝琚碑》：“及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稀世之珍矣！”清末云南状元袁嘉谷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方树梅跋《孟孝琚碑》文中有“海内汉碑第一”的评价。方国瑜说《孟孝琚碑》“名满海内”。除《孟孝琚碑》外，古昭通梁堆还发现东汉元和元年（公元８４年）刻石，它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年代最早的刻石。最早通达云南的另一交通重地曲靖，也同样在东晋时产生了《爨宝子碑》（小爨碑）和《爨龙颜碑》（大爨碑）。小爨碑碑文共１３行，４００字左右，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晋碑中的佼佼者。碑文为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字体古朴浑厚。 自清代出土以来，倾倒无数书法家，至于传拓临摹之人更是数不胜数。康有为评价其“朴厚古茂，奇姿万出”。 俞怀信称此碑“书法朴茂可喜”。李慈铭跋此碑“文甚清雅，字尤遒美，波磔赖发，已开唐隶之风”。李根源评其为“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 《爨龙颜碑》（大爨碑）碑文共２４行，每行４５字，计９０４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亦享有崇高地位。该碑由清代道光年间金石学家、云贵总督阮元在陆良发现，遂名播海内外。阮元对之作的评语是：“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即云南第一古石。”由云龙称此碑为“滇中第一佳石”，“书法雄强茂美，书家亟称赏之”。康有为称此碑“神品第一”，“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通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汉晋时，中原开始出现画像石墓和画像石刻、画像砖等。 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沿交通线的云南大关、 昭通、陆良、昆明、祥云、姚安、大理等地也出土了汉晋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这些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主要是“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晋时人们用这“四神”代表天空中的“四象”或“四宫”，即东、西、南、北宫，也就是代表宇宙天空。把“四神”刻画在古墓里，墓主人躺在棺内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天空之下。另一题材为西王母，汉朝时迷信升天，梦想长生不死的汉朝人对西王母无不顶礼膜拜，当时常见的题材是“日月同辉”、“伏羲女娲”、“耕牛”、“东骑出行”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几何花纹以及动物、人物画像砖。 在云南昭通，发现一座东晋壁画墓，墓主人霍承嗣曾任郡太守、州刺史、南夷校尉等官职，是滇东北“南中大姓”之一。 其墓室四壁用红、黄、褚、黑等颜料，绘有风格古拙的壁画，四壁上分别绘有墓主人、持仪仗的家丁、骑兵队伍，还有身披“察尔瓦”、头梳“天菩萨”的彝族，还有大量装饰性的流云、花瓣、莲花和朱雀、玄武、白虎仪仗，鹿、獐、鸟雀、楼房屋宇、莲蓬等。绘画基本是我国古代画帝王将相公侯大吏的手法，歌颂墓主人生前镇压少数民族并掳获人财的“业绩”。所绘的人物、服饰、楼房、车马与东晋时内地的并无区别，足见云南省滇东北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直至爨氏政权兴起、闭关自守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中断才告减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