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文化与云南民族的初步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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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器文化到青铜器文化透出大量信息，充分反映出，在与祖国内地同一历史时期中的２０００年以前，云南境内又遍布着不同民族、氏族先民及不同部落群体， 他们的社会发展先后不一，还没有完全定居并从事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 各地区的氏族部落间有一定的联系和交流，并频繁地迁徙。在这种交流和大迁徙中，产生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同时，在同种族的早期各族先民中，又各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分别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氐羌、百越、百濮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是始终居住在云南高原的古代族属，他们既是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又是中国各族人民祖先中的一部分。 从夏、商、周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不同民族集团，包括夏人、商人和周人，在不断地融合中，吸收了周边的夷、羌、戎、苗、蛮等族成分，至秦汉时期，逐步演化成华夏族－汉族。这一时期，西南夷中地域上比较接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氐羌、百越、三苗中的一部分，先后融合至汉族中。至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统一后，云南境内的民族群体基本上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孟高棉）三大部落集团，并基本上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地域。 属于氐羌系统中的民族先民，多数居住在云南北部、东北部、中部、西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 以游牧为主；属于百越系统中的民族先民，多数居于云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地方，以农耕生活为主；属于百濮系统的民族先民，多数居于云南南部、西南部，与属百越系统的人口相杂居，以牧耕生活为主。各个民族群体虽然有相对的分布区域，但经常迁徙，以至于形成相互交错的生活和活动区域。 目前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表明：古代云南境内氐羌系的群体，是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属百越系的群体，是发展为汉藏语系侗傣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属百濮系的群体，是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核心。 云南西北地区的新石器和青铜文化，是氐羌系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而云南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及青铜文化，则是氐羌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 云南滇池地区、云南东北及滇东南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系的先民，同时云南滇池、云南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的主人，则是百濮先民。各民族先民既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文化，又在相互的交流中使云南民族文化从一开始便有了很多共同的联系。在他们当中，有的建立了自己的奴隶制国家，如古滇王国和哀牢王国，部落之间长期进行着战争，滇王及贵族在战国至西汉时已享有巨大的政治特权和财富，在役使大量奴隶进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的云南古代文化。 秦汉时期，生活在今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 西自桐师（今云南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云南大理），名为离，昆明……自离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已构成了今天西南民族成分的主体，并已形成今天云南各民族共同体的雏形。 它们分别是：氐羌系统的焚族，分布于云南滇池地区，成为滇王国的主体民族（又称滇焚）。 滇焚分布广阔，除滇池地区外，云南东北地区及滇南、云南西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程度在各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焚人在汉以后的文献记载中较少，在南北朝时期以后，被乌蛮、白蛮所代替。 乌蛮在魏晋至唐朝中期，于云南东北建立了两爨（东爨、西爨）政权，割据一方。在云南西地区，唐中期后建立了六诏乌蛮政权，后在唐朝支持下，南诏统一云南大部分地区。宋朝时，南诏政权为白蛮段氏政权的大理国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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