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各民族陆上交通 |
||
云南自古以来就和祖国各地紧密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与内地就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云南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文物看，与内地新石器有很多共性。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的扁平梯形、圆角长条形石斧、石锛及新月形石刀，与西安半坡出土的石器相似。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一些石斧、石锛，富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色彩。 云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房屋遗址、墓葬与内地也有许多共同性，这些共同性反映了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云南境内的古老居民与祖国内地各地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要通过一定的交通方式才能建立。 战国末期，楚将庄跻率部沿沅水进入夜郎地区，然后向西入滇，定居云南滇池，其线路与今滇黔路相近。秦汉时期，云南先民过着游牧生活，在广阔的山林里东奔西走。秦开五尺道，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昭通，南至云南曲靖。汉开蜀身毒道，从四川成都穿过云南入缅甸达印度，被后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这条古道线路分为灵关道、朱提道、 博南道（或永昌道），贯穿云南东北、云南西及云南西南， 生活在古道沿线的今彝、白、傣、景颇、佤、阿昌、独龙、傈僳等各民族的先民， 最早探寻跋涉开辟了这条道路。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说： “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漕溪…行人歌之日：‘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歌谣唱出了当时各族人民筑路的艰辛。当时博南山一带荆棘丛生，瘴雨连绵，他们使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实难想像。尽管各族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毕竟限于当时的条件，山路仍十分难行。《后汉书．地理志》说： “永平十二年，得哀牢地，始通博南，渡澜沧水，行者苦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自焚道至殊提，有水、步道……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日：‘槽溪、赤水，盘道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又有牛叩头，马搏扳，其险如此。”焚道即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一带，朱提即今云南昭通市，三津是今筠连河、横江及洒鱼河。从上述记载看，这段路九曲三弯，坡高势陡，行者似腾云驾雾，累得汗流如雨，不时停杖相呼，连牛马都要头接地，颊触崖。 云南各民族，常年生活在万道群山之中，翻山越岭，涉涧过箐，走出了一条条路来。唐樊绰《云南志》载，那时的寻传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罗苴子，“跣足，历险如飞”；望苴子蛮，“跣足……驰突如飞，其妇人亦若此”。 背驮负重是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一大特点。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储贝器上的人物图像中，有头顶背筐而行的青铜铸像，其中有一人“背负一筐而以带承于额，筐内另贮箱”；另一人“背负筐而以带承于额，筐为小底大口，筐中带猪腿一只”。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称上述图像为“赶集场面”， 考古学家冯汉骥认为“当系滇王统率下的各种不同的民族（或部落）来向滇王进贡或献纳的图景”。无论“赶集”还是“进贡”，前额顶带，背负筐篓，看来是当时负重行走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迄今在云南各族仍在沿用。 独龙族居住的高黎贡山到处都是悬崖陡壁，爬山之难，非平原居民所能想像。过去有这样的记载：“森林蔽天，路极陡隘，俅子行时，削竹竿成矛，以其尖戳地杖而行之。 其右手则持刀，为剁砍蔽路之树干。”除竹矛戳地而外， 独龙族发明了一种“天梯”，专用于悬崖绝壁处。最简单的是用一根独木，在上面砍几处刀痕，以石缝为支点，靠在崖壁上，便可往上攀登；有的用两根木头捆成一级梯子；有的上述两种木梯交替使用。还有的用两根粗藤自崖顶垂直挂下，中间扎上几根木棍做横档。 《云南北界勘察记》说到：独龙江“两岸地势险峻，路亦崎岖，且丛树横生， 阴湿异常，至一处则有几石突江边，故须越过此石，用木条架成梯形， 依此石攀登而上，甚滑也。”《永昌府文征》也说：“宠等在恩梅开江东岸，距俄约七十五里，五六十户俅人，道路险峻，随处皆用木梯为登降。” 云南古代民族何时将畜力引人交通，是正在研究的问题。云南麻栗坡小河洞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马的遗骸，这是云南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未曾见的，它可能意味着云南远古居民驯养野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开始。从云南晋宁石寨山文物看，至迟到西汉，古滇人已将马作为交通工具了。如“骑马狩猎镂空花铜饰物”和“骑士猎鹿镂花铜饰物”，表现滇族男子骑马狩猎的情景；“骑士镂花铜饰物”表现了全副武装的滇族男子策马前进的姿势；另一“骑士镂花饰物”表现了滇族骑士正在马上张弓搭箭的动作。从文献记载看，两汉、三国时，云南已普遍使用牛马于交通。“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日‘滇池驹’，日行五百里。”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云南少数民族除了向蜀汉政权进贡“金银、丹、漆、耕牛”外，还要进献“战马给军旅之用”。 《蜀志．李恢传》也有云南供蜀汉战马的记载。至唐、宋时，云南的战马已闻名全国。唐樊绰《云南志》卷七说：“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腾冲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比之越赕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枥。唯阳苴咩及大厘、登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新唐书．南诏传》也说：“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进称‘越赕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渖，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兽志》称：“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 稍后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蛮子》条说：“南方诸蛮子，皆出大理国。”许多史家把云南产的马说神了，当然不可全信，但云南古代民族驯养了好马，则是完全可信的。汉安帝曾诏令益州郡在滇池附近置马苑，宋王朝也曾在滇、桂交界处开辟茶马市场，大量购买云南马匹，以充军用。 历史上云南彝、白、纳西、藏等民族曾以“马帮”的驮运方式运输货物。马帮规模大小不等，从几十匹到数百匹，或短途或长途，马帮们从古至今活跃在云南崇山峻岭之中，往来于崎岖逶迤的山道上，人们一听到铃响，就知道有马帮来了。马帮对于沟通省内外各民族的经济往来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云南山区各民族一支不可忽视的运输力量。 人背马驮是远古云南民族的运输方式，战车和畜力运输车在云南的地理条件下很难发挥作用，因而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的青铜器出土文物中，始终未发掘出一辆铜车马，至于骆驼、牛、狗的运输畜力也不适宜云南的地理条件，因而马、骡成了除人力以外的主要运载工具。云南的马帮何时形成，尚无确切资料；云南的对外通道何时出现，也只有借助一些考古资料。比如在云南剑川的考古中发现海贝就说明早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之间，四川、云南的各族先民就通过不断开发“西南丝绸之路”， 通过云南或印度、缅甸商人将海贝从南亚国家带过来。西汉时代往来于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些商贾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了，否则张骞不会在大夏（今阿富汗巴克特里亚）发现蜀郡的布匹和邛莱的竹杖，而唐蒙在南越也不会发现蜀郡的“枸杞酱”。 《华阳国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渚溪、置崔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日：‘汉德街，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这便是当时留下的一首《行人歌》。博南山在今云南大理地区的永平县西，兰津即澜沧江，兰津桥即横跨于今澜沧江上的永平与保山之间的霁虹桥。 博南古道是以马帮为主的山区马道，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马帮从此过往，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沿途坚硬的岩石道上， 留下了一串串深深的马蹄印记，这充分说明当时南方丝绸路上已有了大量的马帮运输。 南方丝绸之路的滇缅边境一段也有史载。唐代樊绰《蛮书》所载的《河赕贾客谣》说：“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贿绝。”歌谣里的高黎共即今高黎贡山；“穹赕”是白族语，指地名，在今腾冲、芒市一带；河赕贾客，指唐代西洱海地区的商客（白族先民），这些客商多是行商，他们从云南洱海地区出发，赶着马，驮着货物翻过高黎贡山到芒市、畹町、缅甸一带做生意，歌词反映了他们的行商之苦和思乡之情。 明正德《云南志．卷十三．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高黎共山本名昆仑岗，夷语讹也。在云南永昌西腾冲东。蒙氏时异牟寻封为西狱。东临古穹甸江，即今云南潞西也。有瘴毒，夏秋不可行。西即麓川江。以麻索为桥。山上下各五七十里。山顶天霁时见吐蕃雪山。马行者自晨至午才到山顶，炊憩而下，徒步上宿于上。”可见自唐至明代，往来于博南道上的行商旅客已很频繁了。 民俗调查说明，云南的马帮在行路方面克服障碍的能力，令一般人无法想像，在无路的地方，可以踏出一条路来；在无桥的地方，甚至可以让马从溜索（溜筒）上跨越怒江、澜沧江这样的大河流。云南的马驮和人背历来结合在一起，凡是马过不去的悬崖峭壁之类的险阻，货物就由人来背运。特殊的马帮运输对古代云南交通的发展，乃至对近现代云南交通的发展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云南古代各少数民族就是用这种人背马驮的办法，在崇山峻岭之中走出了一条条通道，并在云南交通文化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马帮文化。 除马帮外，大象在云南历史上也曾经是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在古代史料中，也有过役使大象的记载。如唐贞元十年（公元７９４年）袁滋出使南诏，南诏王异牟寻亲到阳苴咩城（大理）郊五里迎接，其仪仗队由１２头装饰富丽的象队作前导。元初忽必烈跨革囊渡金沙江后，从云南丽江到大理，便是乘象而行。据说途经鹤庆时，象跪下不起了，故留下了“象跪石”的遗迹。明代云南的傣族土司曾以象队阵营，同明军对抗。大象产于亚热带雨林地区，因其数量少和不适宜在陡峭的山路上驮运，只在云南南部边疆民族地区役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