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对政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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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对政治的影响，由于西汉至东汉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大力开发，尤其是云南与内地交通的打开，使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的联系紧密起来，加速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原王朝通过交通线，将其政治、军事势力不断扩张至云南各地。在滇东北地区，秦开五尺道后，在沿途之味县（曲靖）设官置郡，秦之建宁郡、西汉之犍为郡，均统辖今整个滇东北在内的大片地区。云南滇西北及滇中，通过灵光道，汉得以将今滇池、洱海地区及保山、德宏州大片地区甚至临沧、 西双版纳部分地区置于中原王朝统治之下，初步确立了西南疆域的格局。 云南对外通道开通后，云南社会经济在西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西汉时，对滇东北实行“移秦氏万宗以实之”的 “移民实边”和“屯田”政策，内地汉族的南徙，将先进生产技术带入古道沿途，加速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云南昭通地区考古发现了刻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说明铁器已被用于云南东北地区的垦殖。西汉末年，文齐为犍为都尉，在云南东北地区“造起陂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其得和”。文齐迁盖州太守后，“开造稻田，民咸赖之”，并在云南滇池地区“相其土地之饶，现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使人安其业”。东汉时，云南滇池地区已普遍推广牛耕和水利灌溉技术，在内地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后，大大加快了云南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云南滇东北、滇池及洱海等古道通达区域的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朱提出产的白银和堂狼的铜器，源源不断地沿着五尺道进入中原，这些铜器深受欢迎。 云南东北出产的双鱼洗，更享有盛誉，“汉铜洗见于金石书著者已数百器，其铭文有此地名可考，则以朱提、堂狼所造为最多”。 在五尺道沿途汉墓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反映了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贸易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滇池及洱海区域，青铜冶铸等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就达２０００件以上。这些器物原料配方比例适当，镶嵌技术高超，塑造图案更是栩栩如生。据《华阳国志》《续汉书郡国志》等书记载，博南出金，还产光珠（琥珀）；永昌出水晶、玻璃等；不韦出铁。 永昌还有“蚕桑”，能织毛织品及棉织品，“帛叠”、“兰干细布”，享有“洁白不受污”美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源源不绝地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道路的进一步通达，郡县的设置、汉族移民的到来，中原文化也不断传播到西南边疆。 西汉时，汉字已开始在云南使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及汉文公私章多枚即是这种反映。东汉明帝时，益州太守王阜“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滇东北，随着五尺道的开发，公元前１２１年群柯名士盛览“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教乡人”。 东汉桓帝时，平夷（今贵州毕节、云南镇雄、威信一带）人尹珍“从汝南许慎作受经书、图维，学成还乡里教授”，尹珍后官至尚书丞、荆州刺史等。史载东汉章帝时（公元１世纪中期），滇东北一些大姓子弟已在学习经学。在中原文化的传播下，滇东北“其民好学，多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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