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至唐宋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对政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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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唐宋时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对政治影响，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战乱不止，南中大姓、夷帅也争霸不休，云南与内地交通阻塞，联系减少。 除云南东北在三国时因隶属蜀汉政权、五尺道尚通外，云南各地对外交通皆告沉寂。 南中大姓发动叛乱后，诸葛亮率兵南征，由五尺道、灵光道数次入滇并经博南道深入滇西及滇南部分地区，获胜后由五尺道返回。诸葛亮南征及留兵屯垦等，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两晋以后，由于爨氏政权割据，云南全境与内地联系几乎断绝，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趋于停滞，一些地区，尤其是滇东北，因五尺道的完全阻断和地方土著势力的闭关统治，经济发展出现倒退现象。 唐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和联系加强。公元６６４年唐于云南西部设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总管（南中）五十七州”，之后随着安南都护府的设立，又在安宁筑城以巩固西南边疆，并支持蒙舍诏统一五诏。唐与南诏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南诏经济上由于实行“佃人制”，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南诏不断从成都等地大量掳来工匠劳动，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南诏对外联系的加强，对外交通也活跃起来，至宋朝大理国时期，对外交流更趋频繁。 唐宋时期，云南除两汉时期的五尺道外，其余古道进一步畅通；同时，由于南诏与吐蕃联系的加强，尤其是至北宋大理国时茶马贸易的繁荣，又逐步形成了一些与内地及外域连接的通道，除“茶马古道”外，由唐王朝修筑的官道蜀安南道是一条继博南古道后，中国与东南亚及海外联系的重要交通线。 唐代在交趾（今越南河内）设安南都护府后，交趾（又称交州）作为唐王朝西南沿海的终点，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和港口。唐代时，南洋诸番、印度洋沿岸国家及大秦（罗马）等的贡使商旅，由海路来中国，往往在广州或交州登陆北上。当时，广州和交州同为唐重要的外贸口岸，“南海、交趾各一都会，并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珍异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虽然交趾是重要的外贸口岸，但由于云南道路不通，故商旅多取小路先至广州再至内地，为此，唐政府考虑打通经云南或经广西至内地的道路即蜀安南道与桂州路。 云南与交趾的交通始于西汉。 《华阳国志》卷十记载：西汉末年，文齐为益州太守，“遣使由交趾献河北”； 魏晋时有“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水经注．叶榆水注》载：“从麓冷（交趾郡属县）出贲古（今云南蒙自）击益州，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从蓠冷水道出进桑王国（今云南河口、马关）至益州贲古，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 这就是说，西汉至晋时，中原王朝均对云南至河内的交通有所考虑。 《晋书．陶璜》也载：“宁州兴古（今云南红河、文山一带）接据上流， 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唐天宝年间，开始修筑这条路。当时剑南节度使奉命筑安宁城后，便开始凿步头路，即云南安宁至安南都护府的道路，这条路由安宁出发，经蒙自取红河水路抵河内，并在全线设馆驿，传送过往使臣及商旅。这条路作为唐为加强对交趾及云南部分地区统治和对外交往的又一孔道而备受重视。通过步头路，北上则经五尺道和灵光道人成都至洛阳、长安等地。由于蜀安南道的修通，在唐时云南形成以拓东城（今昆明）为枢纽、西出博南道至缅甸等国，南出交趾与海外联系的对外通道，这些纵贯云南全境的古道成了连接南亚与中国的陆上桥梁。 唐宋时期云南进一步扩大发展起来的交通， 不仅仅成为中央王朝向边疆实行政治和军事统治的交通孔道，更是一条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 随着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南诏、大理国与唐、宋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内地四川、广西及西藏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尤其频繁，而且和东南亚甚至大秦、波斯也有着商品交换。在对内贸易方面，如前所述，以茶、马为主要物品的贸易尤为突出。当时，著名的大理马大量输人内地，数量惊人，宋朝廷专在广西置专廨官措置买马的事。宋朝每年向大理买马，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而大理国将出售马匹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唐宋时期，云南普洱茶、机井盐已十分有名，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大宗贸易商品。茶、盐的贸易在当时已成为互市的主角，并由此而得名的茶、马市网络不仅伸向康、藏，而且伸至广西桂林及境外。除茶、马贸易外，云南其他物产也大量售往各地，“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指内地）所赍绵、缯、豹皮、文书及诸奇之物”。云南除了土产外，由于手工业的发展， 许多手工产品也深受内地欢迎。“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所产的“蛮鞭”、 “鞍辔”、“犀牛甲”、“细毡”及蛮刀、剑等大量销往内地。 由于云南对外贸易的繁荣，宋朝廷除于邕州（柳州）设博易市场外，“熙宁六年，增置市于蜀之黎、雅州，皆置博市场”。当时云南从内地购入之物中，书籍竟是一宗大的商品。 大理除向宋朝廷贡献方物外，大量从宋求取经书、药书而还，如《南诏野史》记载段正淳 “使高泰连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宗、药书六十二本”；又记大理在宋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壬戌，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凡千五百六十五部”。文化交流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交通与政治、经济、文化巨大的联系作用，在云南与内地联系的各交通沿线， 社会经济发展较快， 汉民族与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又掺和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集镇。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的阳苴咩（大理）、大螫（喜州）、永昌（保山）、滇越（腾冲）、拓东（昆明）、铁桥（丽江）、银生（景东）、 云南（祥云）等均为当时沿交通线上的重要商业集镇，已是“方圆数里”、“闾阎栉比”、“人口尤众”。云南滇池、洱海地区自两汉时交通的不断开拓，成为了云南与境外及内地联系的交通枢纽，创造了灿烂的云南文化和大理文化，尤其是大理地区，在唐朝及两宋时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成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已接近内地。拓东（昆明）作为当时南达交州、北接中原、西至东南亚的交通要冲，发展迅速；而作为云南大理、永昌、腾冲等地的博南道沿线口岸，一直作为商业贸易的重镇，与其商贸活动发展起来的经济辐射波及古道交通线全境的滇西大部分地区，促进了云南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滇西北随着茶马互市的商路不断繁盛，云南丽江、中甸、塔城、德钦等地已成为“茶马古道”沿线的集镇，民间大量的自由贸易和政府有组织的集市贸易不仅使它们成为与川康藏交通往来的要地，并开创了从这些集镇入藏并至印度及西亚的外贸通道；与此同时，四川康定、西藏昌都也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集镇。在“茶马古道”上，与经济交往同时，还在多元民族文化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明代以后民族文化荟萃的密集带，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反映在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及雕塑绘画艺术中，既有中原文化的传统，又有印度、尼泊尔风格及西亚文化的强烈影响，云南迪庆藏族的文化、宗教、医药与丽江、大理的纳西、白等民族及其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走廊。 滇南及滇东南的道路发展及对外交流迟缓并且发展稍晚于上述地区，但唐代蜀安南道及宋代云南至邕州（柳州）道路的开通及经济、文化的沟通，使交州（河内）、桑关（云南河口）、贲古（云南蒙自）、 红河（云南个旧）等地，也迅速发展成为云南重要的商业集镇。元明清时，政府不断在蜀安南道沿线移民屯垦和发展滇南矿冶业，使云南南部云南东南部交通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来。 元明清时，云南的矿冶业异军突起，铜、锡、金、银、铅等矿产的贸易运输使云南到内地的交通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云南东道（今滇黔线）、建昌道（今成昆线）、滇越道（昆明至越南）及滇桂道（滇东南至广西）和滇东北道（今昭通至四川宜宾）的交通网络格局，并由以上交通线而形成云南昆明、安宁、大理、喜州、永昌、腾越、丽江、银生、河口、蒙自、通海及开远、文山、建水、东川、曲靖等主要城镇。由交通带来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使这些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接近内地，成为云南以汉文化为主的经济、文化中心，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更成为了云南民族文化与内地文化交融的核心。昆明在元代以后，发展成为云南的省会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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