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与中南半岛的商业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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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与中南半岛的商业贸易，云南人何时开始到泰国进行贸易，史籍无明确记载，但可明确在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云南、四川等地的马帮商队就通行于缅甸、印度、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商道上。 这种早期的贸易与中国南方民族向中南半岛的移动及彼此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密切。在移民中，很多是因贸易而四处移动，久而久之，有些商人就留居当地。 如《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七载：“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冶兵器、贪女色留家不归者。”谈迁《国榷》卷二十六也说：“边民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等牟利生衅。”可见这种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美国学者希尔在其《泰国北部的中国云南人》一书中认为，云南人迁往泰国等地从事商业活动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公元前１－２世纪蜀国商人在此间的活动正表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存在民间关系。中国学者申旭认为，中国西南与泰国等地的贸易始于公元前４世纪，随西南丝绸之路的产生而出现。 从文献资料和有关研究看，中国在汉代以后，官方和民间与泰国的交通往来不断，比如唐代就有“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年）也，五诏既平服，唐册王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此皆西通之国；交趾、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此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锦、毡布、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国渐有昌也”。虽然泰国的古国在唐代尚不称为暹罗和八百，但其与云南保持着密切的交通贸易关系是不容怀疑的。 大理国后期，泰国境内出现了八百媳妇国，也即兰那王国，其国土与勐泐（今云南西双版纳）“犬牙相错”，双方交往相当频繁。到了元代，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交通比较发达，为控制中南半岛，元除在泰北设宣慰司外，还广开驿站，一时至泰国的交通十分发达，主要是从云南昆明经西双版纳（车里）、缅甸景栋等地到达泰国北部。 明清时，中国文献对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交通贸易记载更多。 如前谈到的《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暹罗条载：“百货咸集”，“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其利珍宝、羽毛、齿、革……有石焉，明净如榴子，其品如红雅姑，其名日红马斯肯的石。善香四等：一曰降真，二日沉香，三日黄速，四日罗斛。多花锡、象牙、翠羽、犀角。多花梨木、黄蜡，多白象、白鼠、狮子猫。” 当时除民间贸易外，明朝与泰国等国官方交往也相当密切，而且多是通过云南进行的。 如《明实录》载，从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到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年）的一百多年间，八百媳妇国共３６次遣使到中国，明朝政府也多次遣使访泰，并在八百媳妇国设置了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明王朝十分重视同八百媳妇国的贸易交往，八百媳妇国代表团每次来访均有本国土特产品。再如暹罗国，“其朝贡以三载……进金叶表并方物，贺正旦……自后定例每三年一朝贡。其贡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金戒指、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阿魏、蔷薇、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黄、硫磺、没药、乌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荜拨、苏木、乌木、木枫子、油红布、白缠头布、 红撒哈喇布、红地纹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乍连花布、乌边葱白暗花布、细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打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缦。”同样，明朝政府对各国代表团来访的回赠物品也繁多，主要是锦、宁丝、纱、罗、布、缎、绢等。 云南周边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朝贡和贸易所带多为大象等物，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贡象道”。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载“贡象道路”分上、下路：“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三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一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 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 在九龙山下，临大江，亦名九龙江，即黑水之末流也。 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兹国，其酋恶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又西南行一日至老挝宣慰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从上述史料对云南到泰国、老挝的交通贸易的记述可看出：从云南昆明或大理经临沧、景东、镇源、思茅、西双版纳至泰国及从海路通西洋的交通贸易线已十分清晰。这既是官方往来的通道，更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的商道。这在以后欧洲人的记述里也多次提及。 １９世纪中叶，法国人M．H．摩奥曾在泰国东部、东北部，老挝中北部及柬埔寨旅行数年，亲眼目睹了云南商帮车队每年到老挝、泰国贸易的情况。如在呵叻附近，他们遇到由２００多头牛组成的商队。还遇到固定的商人，“每年都有一支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商队，大约由数百人和数百头骡子组成。他们其中一部分前往景陶，其余前往湄公河流域和清迈。他们２日到达，３日或４日离开”。“我们每天遇见一或二支由８０－１００头牛组成的商队，驮着从老挝收购来的鹿皮、豹皮、生丝以及丝、棉织成的渔网、孔雀尾、象牙、象骨和糖。”在泰国东北部至老挝边境地区，摩奥看到一路上有不少大象作为运输工具，有了大象就可到任何地方。行走的道路“为可恶的小道。路面全是沟壑，车辙有二三英尺之深……树木和竹丛常常挡住去路”。 法国人安邺等于１８６７年走过当年摩奥所走的道路时也有这样的记述：“先是中国商人结队来游，地甚冲要（拨克来、老挝琅勃拉帮之间），商人皆云南启程，至庚岛（即景陶）或猛难（即湄南河流域），或至克线美（即清迈）。每年一次，行必百余人，马牛二三百匹，负有铜、锡器、绒单、蚕丝、金线各货，贩回棉花、象牙、鹿茸、犀角、鸟毛、干虾等物，悉从摩尔门（今缅甸毛淡绵）贩来，为克线美、猛难贵重之物。自中国南境湄江（即湄公河，指澜沧江）左岸各地遭兵燹以来，华商隔绝，只有丕果商人来往。现在克线美、猛难与中国云南止有克线当（即景栋）一路相通。” 除民间贸易外，清政府与缅缅、老挝、泰国的古国交往也很密切，并进行着官方贸易。“老挝、景迈（八百媳妇国）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在政府对外贸易的相对开放下，民间边贸更为活跃。据黄城沅《滇南界务陈牍》中卷记载：“商人由车里（云南西双版纳）出外域贸易者有四道：一由易武、猛白乌经猛岭，一由大猛龙至猛岭，一由猛混、猛艮至猛八，以上三路均可至暹罗之景梅（泰国清迈）一带，其由孟艮西过达角江，则走缅甸路也。”商人们出了云南西双版纳，先到缅甸或老挝，从这两国都有商道至泰国，并且一直南下到缅甸和泰国南端的海湾，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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