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现代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
||
云南近现代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从更多的中外文献记载来看，云南的马帮商队沿途要依赖必经之地的控制者和当地头人的庇护。虽然商队常常是全副武装，但土匪和抱有敌意的地方土著并不好惹，商队离不了向商道沿途的各种势力缴纳通行费。如缅甸克钦山地区就比较复杂，商队必须向克钦贵族缴纳实物以求通过；此外，他们在出入边境时要向政府缴纳厘金，这种厘金根据商队运输货物数量而确定数额。在贩运途中，中国境内沿途有许多小客栈，可供食、宿，还为马帮商队提供保护。 云南商人已垄断东南亚主要城镇的市场，一方面他们直接与当地棉花、 茶叶生产者进行贸易，被称为坐商和中间商；另一方面商队（行商）往往通过他们进行交易。充当当地中间商的华人，在泰国城镇形成了零星的聚居点。华人坐商们以中心城镇如泰国清迈、清莱、南奔等为基地，不断渗透到乡村及山地的各种零售业，直接在当地经营水果、蔬菜、饮食和茶等，有的人成为当地的富商和头面人物。还有一些人选择某些坝区或山寨定居下来，在那里开设店铺，经营诸如火柴、肥皂、针头线脑以及杂物家什之类的商品；有的则走村串寨成为货郎。这些人中有的与当地人通婚并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势力逐渐由沿海深入到中国内地。西方列强的野心是对整个亚洲进行殖民统治，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也深受其害。１８８４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１８８６年，缅甸在经受英国半个世纪的三次侵略后，被划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１８６３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老挝被并入法属印支联邦；泰国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１９世纪末也受到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 英、法殖民者在控制了上述东南亚国家后，立即着手勘探滇、越、老、缅、泰的商道。１８３１年，英国斯普莱上尉提出了从毛淡棉经景洪到中国的萨尔温江的路线；１８３７年，麦克劳德上尉按照斯普莱的建议乘６只大象作了一次旅行。同时，冒险家戴维．理杏森也三次从毛淡棉到达清迈。还有一些冒险家也不断深入古道沿线，法国人安邺等曾溯湄公河而上，在游历云南以后进入四川境内，其目的是希望找到一条合适的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以把这一地区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英国计划从越南方向进入中国，法国则企图控制缅甸后从八莫进入中国。英国派遣斯普莱上尉考察后，于１８３１年提出了修建铁路的设想，但英印政府派人对该线进行勘察，发现修筑十分艰难，又转而主张利用伊洛瓦底江经八莫修筑铁路经腾冲至大理的方案。１８６８年，英印政府派遣其驻缅甸的外交代表斯莱登上校率武装考察队进入云南考察，提出了修筑八莫－腾越（今云南腾冲）－大理的铁路计划。之后，英国勘探队在中国边境活动时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借此进一步胁迫清政府“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此后英国分别于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５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几番派遣工程队勘察云南腾越、大理、楚雄一带线路。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英国驻滇总领事照会云南总督，声称已选派员详勘（缅甸）至腾越铁路，拟从速开工。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国筑铁路通商计划终未得逞。 与英国同时，法国占领河内后，强迫越南当局签订条约，取得了江河通船权。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一直把在云南通商、筑路作为其外交谈判的重点，提出“用商务利益代替赔款”，希望“中国修筑铁路，法国可取得敷轨权”，以“为法国的工业开辟一条道路。 １８８５年６月９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越南条款》，据此法国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开埠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权。１８９５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中，清政府被迫同意法国将越南铁路“接至中国界内”。１９０１年６月１５日，法国在详勘路线取得了必要的资料后，８月１０日在巴黎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１９０１年，动工修筑越南海防至老街铁路。１９０４年，开始修筑云南河口至云南省城昆明段铁路，途经蒙自、开远等地，全长４６６公里．至１９１０年４月１日全线通车。从此以后，通过滇越铁路，云南的矿产等原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出，而法国商品则大量涌入倾销。西南丝绸古道滇越段，完全被铁路所取代。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商品资本的输入， 云南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贸易不断衰退。 例如，英国曼德勒政务官克莱门特．威廉斯，于１８６２年由伊洛瓦底江北上，到八莫考察，发现通过八莫的中缅贸易总值１８５５年曾达到５０万英镑，而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中缅贸易几乎停止了。１８５５－１８７２年，云南回民起义使贸易中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英国殖民者侵缅战争及殖民统治所致。云南省除了西部和西南部极其有限的境外贸易外，其出口几乎已经不存在，进口货物也仅有英国的棉花而已。这正如英国探险家斯莱登考察的那样：“仅仅几年以前，八莫曾是一个位于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的较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贸易的中断，一方面是由于云南回民起义，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几乎在回民起义的同时占领了勃固，影响了八莫发展和繁荣的进程，使其从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降为一个普通的地方。我们到达八莫时，那里只有５００座房屋，缅人、华人、掸人等各种居民总数不超过５０００人。” 云南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大理政权为了打破清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曾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实行轻微的商业税收，免除工商业者服兵役、夫役，在商道沿途派军队保护商帮，在楚雄、云州、腾越、永昌等地外贸口岸设专门机构对输入货物进行登记，设立行店和货栈给予商人经商和生活之便，还整修北达四川、西至缅甸的通道以促进同内地及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为沟通与缅甸等地的贸易，回军将领大司空李国纶曾与英国人谈判通商问题。滇缅泰间的贸易已成为大理政权一项主要的财政来源。清军驻腾越将领李国珍等曾对此多加阻挠，一度使滇西所需的棉花改由四川供应。后经多次谈判与李国珍达成“结停战通商规约，各安疆界”，这样使一度沉寂的商道又繁荣起来。根据１８３１年柏奈的调查，当时出入缅甸的商人差不多全是腾越的回民，从缅甸输出的主要是棉花，从云南输入的则包括丝、茶和各种工艺品，每年借互市输入喜马拉雅山的缅棉达３００万－４００万磅之间。贸易采取一种互市的方式，地点在曼德勒旧城以北３０英里的玛坦。当时曼德勒旧城已有１０万滇商在那里寄居。一般的情况是，从１２月起，滇商马帮到达，每帮从５０人到１００人，每人照料牲口数头。次年１月间大规模的马帮开始到达，每帮少则２００人，多的可至１０００人。每年滇商过缅者约达五六千人。这样的互市要持续到３月才结束。 云南大理政权除鼓励商人到缅、泰贸易外，还在永昌、腾越、瓦城、曼德勒开设棉花店。大理政权在云南以每驮石磺价格一两银子 收购后，运到缅甸后便可换回六七两银子一驮的棉花，利润在５０倍以上。 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英、法对云南的殖民入侵进一步加深，随着滇越铁路的通车及昆明、蒙自、思茅、腾越、河口等地开关和被辟为商埠，云南开始形成半殖民地经济。传统的滇（云南）、缅甸、泰国贸易被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对云南的贸易所取代，地方买办和官僚资本同洋人勾结，几乎控制了全部的进出口贸易。但为数不多的民间贸易仍然在滇泰古道上进行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帮的铃声依然回荡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 云南处于对外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几乎谈不上对外贸易。 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云南的对外开放也只是面向国内，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只限于逐渐复苏的民间边境贸易和官方的小额贸易。 在这期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崛起形成亚洲“四小龙”，随后而起的是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 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云南省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作出了“打开南门，走向亚太”的决策，很快在与越、老、缅三国相连的口岸开办了各种商行，边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