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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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早在唐朝时期， 伊斯兰教就已传入中国并传入云南， 云南伊斯兰教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宋至元明清时期，云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６１０年，虽然在世界三大宗教中较年轻，但传播之快、影响之大是十分显著的。伊斯兰教创立后，伴随着阿拉伯的统一和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在公元７世纪中叶，已遍及亚、非及欧洲部分地区。唐高宗永徽二年（６５１年）传入中国。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传入的。这些人在唐宋时期被称为“蕃客”，他们从海路进入中国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从事海外贸易，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清真寺。 另一条传入线路是陆路，即从波斯和今阿富汗进入中国。这条古丝绸路，在唐代除商贸外还有外交和军事上的往来。公元８世纪中叶，唐肃宗曾借大食兵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不少大食兵就落籍中国。当时大食帝国也经常派遣使者来中国，伊斯兰教因上述原因随之传入。公元１３世纪初，蒙古军西征直到元代建立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民也不断被蒙古征发并迁徙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回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也称回回教，随着他们的迁移和定居，伊斯兰教在元代已遍布我国广大地区。 “云南的回教，素有唐时传入之一说。”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过去存有清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年）《重修清真寺碑》：“有唐太宗之六载，建清真寺于会城内道之西，至元咸阳王而重修之。”云南永宁清真寺的两块碑也说南城寺建自唐初。此外，清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的《清真寺永宁合同碑记》载：“会城南门内清真寺建自唐初，城外贵丰街礼拜寺自元代口（该字目前已无法辨明，故以‘口’代替）上下院也。” 唐代回族及伊斯兰教进入云南， 史料记载甚少，滇西一带回族中曾有“三千换八百”之说， 即唐借回纥兵三千随李宓南征南诏国失败后，被驱散的回纥兵与当地八百妇女婚配， 子孙繁衍为大理回族先民，此系传说，不足为信， 但《新唐书》所载，唐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唐与南诏联军大破吐蕃于崔州（今西昌），“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道”。夏光南先生撰《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说大食兵失败后被掳于滇，是回回入滇之始，故而认为“则是役回回移植云南之数，亦可观矣”。 不论史料记载多么匮乏，已说明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云南已具备了相当条件，这就是云南所处之地理位置及西南陆上古道交通的作用。自西汉以来，传统通达域外的西南丝绸之路穿境而过，因此汉晋以来就有“永昌珍物，出自西域”、“海外胡商，远道来集”的大量记载。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早在７世纪中叶就足迹深入到云南南诏洱海地区进行贸易。《史记．大宛列传》载其“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他们将欧洲及沿途的特产贩至中国，成为联系欧洲、中亚及东南亚和中国的文化使者。《后汉书．西域传》就有：“（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即波斯）欲以汉缯采之交市，胡遮阂不得自达。”裴松之注引《魏书．西戎传》说：“（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欲能胡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胡数与安息国交市于海中。”说明大秦欲得中国的丝绸，一般先是向安息诸国购买。 两汉时期，中国与西亚及罗马的交通，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其中通道之一。东汉设云南永昌郡后，滇西永昌等地逐渐成为外贸商埠，自西泛海东来的香料多在该地汇集。 《魏书．西戎传》说：大秦与安息人交易之物，除闻名遐迩的大秦特产“海西布”外， 另有“薰草木十二种香”。因“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云南永昌出异物”。 中西交通史家张星娘评说：“《魏书》记大秦水道通益州永昌郡，盖由缅甸海岸登陆达永昌也。此皆中国史书记西方人来中国者也。”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出“厨旄”，为毛织物， 出自西域。《苟子．王制》有：“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 杨惊注云：“文旄，谓染之为文绦也。”《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知染采文绦，厨旄白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云南哀牢地区有厨旄，应系由西域胡商贩人。 南诏时，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生产的进一步分工使商业贸易也十分繁荣。南诏不仅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往来很多，且与境外贸易往来更频繁。西域胡商在云南的活动更显见于史册。当时胡商至中国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交州、广西、云南线；另一条是海上由广州、泉州入内地。 从交州、广西进入云南看，陆贽《许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称：“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船舶交往安南市易。 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 又称：“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急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诏坏失所。”可见胡商东来之多。 云南邻近交趾，广州，波斯、大食商人于安南登陆市易，再沿交州道入滇或转接内地。《唐会要》卷九十九“南诏”条及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通道外夷”条，均对邕州（广西南宁）至云南大理的途程记载甚详，此即历史上胡商等频繁往来于此道的佐证。 唐代广州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至宋朝亦如此，加之中央政府对外商贸易的奖励政策，外贸更盛，胡商泛海东来开市常见诸于史料。《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条云：“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外诸蕃商。”为了不使蕃商因市舶官吏的过度掠刮而裹足不前，宋朝政府还三令五申，以保持蕃商的利益。 云南在南诏、大理时期，与内地中央王朝一样，也同样鼓励这种海外贸易，西域商人在云南的活动也显见于史籍。《蛮书》卷六云：银生城“南有婆罗门（印度）、波斯（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缅甸南部）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学者多认为，此“外道交易之处”， 当在今云南西双版纳南部缅、泰沿海的港口。再从《蛮书》卷十“骠国”条所言： “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氍及琉璃、罂为贸易。”看来，其贸易活动已深入南诏境内，而交易场所多沿交通便利之川河要津而设。 至宋代，信奉伊斯兰教的胡商至云南大理更络绎不绝。 如阮元声《南诏野史．后理国》载： 北宋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 两宋时，波斯商人常假借朝贡之名而实求优厚的“回值”商贸活动。 当时形成了一条有名的“贡象道”。据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载：“贡象道”其途分上下两程，自域外入境，分经云南景东和永昌再至腹地。此两条道亦为宋时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入滇及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主要通道。 当时，波斯、大食商人的各类贡物，除本国特产外，实多为沿途行商活动时购得，大象便是其中之一。唐宋时，西域胡商在云南频繁的活动，当被视为伊斯兰教传入云南之始。从伊斯兰教的传播看，自公元７１２年以后，大食国穆斯林军队东入印度，伊斯兰教亦同时传入，此外伴随着其商人的活动也逐渐向邻地传播。８世纪中期以来的东、西方贸易，更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入，其传播线路分陆路和海路两条。 海路：从阿拉伯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孟买、斯里兰卡科伦坡、孟加拉吉大港， 经缅甸毛淡棉及越南南部港口，进入中国广州和云南。 陆路：从阿拉伯、波斯经由印度孟买，从陆路进入缅甸后，分路从景东和云南腾冲、保山入云南；另一路则从交州或广州登陆，经岭南入云南。 随商贸而来的文化交流，使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交通沿线逐步传播开来，逐渐构成了云南今保山、巍山、昆明、开远、文山及滇东北和滇东南回民集居和清真寺的分布格局。 大批穆斯林入滇，始于元代。忽必烈率１０万蒙古军灭云南大理国，军中大批回回士卒也留居云南，在之后与其他民族通婚进一步发展了回回人口。明清时期，又有大批回回群众及商人入滇，伊斯兰教在云南发展壮大，正如白寿彝先生说：“一个宗教存在，并非因其教义之存在而存在，实因其拥有若干信徒而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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