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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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较伊斯兰教而言，基督教传入云南则晚一些。云南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历史，虽可上溯到唐、元时期，但影响很小。元朝以后，基督教在云南的活动就中断了。直到清朝嘉庆年间才有天主教进入云南。 基督教在我国习惯上泛指基督教新教，又称东正教和耶稣教，最早由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于清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传入中国。１８５３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来华传教，１８６２年又携家眷及男女传教士１６人再次来中国，并于１８６５年创立了内地会，深入中国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他们分别于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９年在浙江和安徽开办了教会之后，又于１８７５年在武昌开办了教会，并请求英国增派传教士１８人，分赴晋、陕、甘、湘、川、黔、滇进行传教活动。 １８７７年，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成为云南第一个传教士后，到１８８１年该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 （George Clarke）夫妇在云南大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和次年内地会在昆明建立总堂后，基督教新教各派便潮水般地涌入云南，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起来。从１８８１年有第一座教堂始至清末， 云南有１０个县建立了基督教堂，１９１７年扩大至１７个县。至１９１９年，英、美等国在云南有１０个教派、１２８座教堂，教徒及慕道友计２．９万余人，外国传教士７５人，遍布云南省大部县区。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云南有５０多个县市有传教士活动，教徒有四五万人，大小教堂７０余座，学校８０余所。至１９４９年，基督教在云南所建团体达３４个，教堂１０９６座，教徒２２万多人，分布于云南省６７个县市，外国传教士仅属内地会的就达８１人。在云南的基督教分属于内地会、循道公会、浸信会、五旬节会、安息日会、圣公会及中华国内布道会等英美系统的十多个教会派别组织，并有各自的教区和传教范围，其中内地会的影响最大。 云南的基督教传播，虽较全国有基督教传入的地区晚些， 但它传播之快、发展之广却是突出的。 基督教在云南得以迅速传播，原因很多，其中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基督教传播线路更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基督教传入云南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狂潮开始的，就是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侵略的加深，为基督教传入云南提供了条件。云南地处边疆，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外国基督教会可以直接从边境派遣传教士入滇。 １９世纪前半叶，一方面是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日益腐朽，一方面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商品输出来打开中国的门户。１８４０年，爆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由此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将经济和军事的触角不断伸向远东地区。云南因地处西南边疆，成为英、法势力向中国渗透的门户和通道之一。 英国在１９世纪初侵入缅甸后， 即计划开辟印度、缅甸至云南的交通，以便进一步深入我国西南和长江流域。 英国人早已留意到从印度、缅甸经云南至中国内地的商业古道，希望对此进行充分的利用。 １８３１年，英国军官斯普莱曾由印度、缅甸至云南及东南亚各地调查后，即向英国政府提出筑通从仰光到云南的铁路， 引起了英国政府及大资本家的重视。 斯普莱提出的筑路线为从缅甸港口马达班至云南江洪（今景洪），这便是名噪一时的“斯普莱线”。 １８６８年，英国殖民分子斯莱登自缅甸八莫经云南腾冲到大理进行探测。１８７４年，英国派遣以军官柏郎率领的武装探测队２００余人，自缅甸入云南沿途进行情报搜集、测绘地图活动，遭到我国边疆爱国民众的反对，爆发了“马嘉理事件”，英国由此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获取了在云南“探路”、“调查”及在滇缅边界通商等特权。 此后，英、法利用《烟台条约》获得的特权，对云南的间谍活动更为频繁。英国远东情报分局长戴维斯，从１８９４－１９００年之间数度出入云南进行调查，写成《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链环》一书。他们认为充分利用滇缅古道，“不仅是鼓励滇缅边境的贸易，而且应达到从印度到云南思茅、中国西部的目的”。并提出利用这条古道，修筑一条将英属印、缅殖民地同中国云南及四川连接的铁路，“有相当的把握断言，任何这样的铁路，必定经过云南”。法国殖民者也认为：“由大陆的道路使中国东部诸海岸与伊洛瓦底江或恒河流域相联络，显然较之海道有莫大便益……陆路有可能变得比海道更安全，更迅速，且因而较为经济。” 法国在侵入越南后，也不甘落后于英国，并更加迅速地欲打通将其法属越南殖民地与中国华南连接的通道。 从１８６５年派遣探测队到云南“游历”起， 便不断派人深入云南进行间谍探查活动，对云南的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及路、矿等作了详细调查。其中一个以“汉学家”闻名的伯希和，写了一本《８世纪末叶中国印度两道考》， 对云南通广州和交州（越南）的古道作了考察，在刻意歪曲历史的同时，提出了对这条古商道的利用。 法国殖民者安邺便率考察队对云南红河水道进行了沿途考察，这些考察均认为通往云南的古道，就是打开中国后门、开辟中国商品市场和掠夺云南资源最便利的通道。 在这期间，也是基督教、天主教大量传入云南的时期。 随着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游历、传教成为合法公开行为，１９世纪中期后，外国教会势力便潮水般涌人中国。如前所述，云南特殊的地理为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鸦片战争前的１７３０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便由四川进入云南盐津县活动。基督教英国内地会从１９世纪初便不断派遣传教士在中缅边境一带布教，一些传教士沿滇缅贸易古道不断进入云南边境地区游历和传教。他们为之后不断进入的英国谍报人员提供了大量有关风土、民情和道路的资料。如英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就说：“中国广大土地下蕴藏着最丰富的矿藏……矿藏能使西方国家富强。” 基督教传入云南，其线路主要是从滇缅古道进入并在沿途展开。在马嘉理事件以前，英国传教士在滇缅古道沿线的活动已很频繁，如内地会传教士索尔陶 （Soltau）和史蒂文森（Stevenson）两人便由缅甸八莫入云南，后又返回八莫。１８７７年，内地会传教士麦嘉底由上海横穿中国，经云南大理、腾冲步行至八莫。 １８８１年内地会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则由八莫至云南大理，首次开办了教会。 继云南大理开办教会以后，内地会传教士又在昆明建立了一座教堂，逐渐向各地扩展， 大批的传教士也不断由滇缅古道涌入云南。 这当中有：１９１３年，傅能仁等在云南保山开办教会， 同年又扩展到云南腾冲、盈江、潞西等地；１９１７年，傅能仁等又在云南龙陵县平戛、黄莲河等活动。根据《戴德生传》《内地会五十年》等载，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作为最早进入云南的最大的教派组织，其以缅甸八莫为据点，沿滇缅古道入云南，遍及以滇西为主的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地区，并于１９１９年后逐渐进入云南怒江傈僳族和怒族地区，使那里成为云南基督教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以下对基督教各派别在云南的传播线路及传教范围再作一归纳： 内地会：是一个跨教派的国际性教会组织，创始人是英国人戴德生，１８６５年在英国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它主张尽快地将基督教传遍中国各地，并以我国腹地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传教重点。 它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神的启示，而不是物质的进步，因而坚持正统传教，即以直接传教方式，而不得靠从俗务的教育等手段进行传教。 它基本上以缅甸八莫为据点，沿滇缅古道即：八莫－云南腾冲－大理－楚雄－昆明－云南全省各地。活动范围东越云南禄劝、武定、昆明，南至云南元江、新平、耿马，西接缅甸的八莫、膜戎，北至云南丽江和碧江等广大地区。其活动的中心教堂主要是昆明三一教堂、武定西普山苗族总堂、滔谷傈僳族总堂、禄劝撒志坞黑彝总堂、寻甸新哨白彝总堂及泸水移戛村、碧江里吾底和耿马福音山等。 循道公会：是基督教卫理斯宗教教会之一，由英国人约翰。卫理斯于１８世纪中叶在英国创立，１８５１年传入中国。１８７４年，该会由美国来华，首次在福州建教堂。１８８０年，在四川重庆设立华西教区，７年后由该会英国牧师柏格理、邰慕廉由四川至贵州并入云南昭通传教，至２０世纪扩展到云南禄劝、武定和贵州的威宁，又再扩至云南昆明、寻甸、东川、嵩明、镇雄和彝良等，并成立了西南教区，办事处设在云南昭通。 浸信会：是基督教浸礼宗教会之一。 云南的浸信会始于１９００年左右，由缅甸浸信会景栋教会派遣美国传教士永伟理由缅甸进入云南的双江、沧源、西盟、孟连、耿马、澜沧等沿边拉祜、佤、哈尼族地区。 云南浸信会由缅甸总会控制，至１９４９年，该会以澜沧糯福为中心，在以上几县中建立教堂２００多座，发展教徒２万余人。 安息日会：是基督教复临派和安息日派的综合性组织。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产生于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组织。该会于２０世纪初由重庆西南联合会派传教士，从贵州毕节至云南昭通传教，建立了云南昭通支会。之后，１９２８年美国传教士怀德尔等从四川重庆到云南昆明传教设立教堂，成立安息日会“西南教区办事处”，后发展至云南富民、武定、禄劝、大理、江城、墨江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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