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节庆与经济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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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节庆与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云南各民族的独特经济生产方式往往决定并制约着节日文化。云南有２５个少数民族，云南各民族因居住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反映在节庆上，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方面。相对而言，聚居坝区的云南民族经济生产方式较为先进，节日文化的历史积淀期长，形态较完整，内容也较丰富。如，云南的彝、白、哈尼、阿昌、纳西等民族，都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牧业，因而形成了发达的农事生产节日。云南白族既有与栽秧农事有关的“开门节”、“青苗节”等，又有三月街这样来源于南诏时观音会的集贸节日，同时还保留了绕三灵、耍海会、石宝山歌会等传统古老的经济性节日。云南哈尼族有很多与传统的祭天、祭地（山神和寨神）、祭祖有关的节日及与该民族物候历相对应的农事节日，一年之中伴随着从栽秧到收获的全过程，形成了十几个农事祭祀节庆。类似的情况，在阿昌、壮、瑶、水、布依等民族中也十分常见。 傣族节庆，首先具有发达的稻作文化特征，其次因为信仰小乘佛教而具有宗教文化特性， 由此形成一整套佛教祭祀（赕佛）节日及与佛教文化相关联的农事节日，如“巡田坝节”、“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 居于云南山区和半山区的民族，因受交通、文化交流及自然环境的制约，经济生产形态较为落后，节日文化的内容也较单一，保留古风也多。以山地耕牧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如苗、景颇、独龙、基诺、藏、纳西、 普米等族，以及居于山区的白、彝等民族，其节日注重祭天、祭祖、祭山，且与农牧业相关， 如纳西族的祭天、三朵节、棒棒会、丽江骡马会、牧农会，藏族的经会、跳神会，纳西、普米族的转山会，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彝历年等。 至于还保留着比较原始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民族，如云南独龙族、怒江两岸的傈僳族、怒族、阿佤山的佤族、云南德宏山区的景颇族、滇西南亚热带山区的拉祜族、西双版纳布朗山的布朗族、基诺山的基诺族，分布于贵州、广西、云南交界山地的苗族、瑶族等，其原始文化遗存较多，节日大多属祭祀活动。除基诺族已形成十分完整的农耕礼仪系统、与物候历相配合的节日外，许多民族因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祭祖、祭山、祭树、祭水及对各种自然神灵的祭祀构成了节庆的主旋律。与坝区稻作文化的民族相比，其节庆的封闭性较大，云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节日的参与者也仅限于本民族成员，如独龙族的“卡雀哇”。在这些云南民族中，由于经济模式和文化形态的封闭性，使节日的形式比较简单。 云南民族与经济生产活动有关的节庆，较普遍的有“开秧门节”、“尝新节”等，随着春耕节令的到来，春暖花开，时运交替，“开秧门节”喻一年中万物滋生、繁茂之农事开始，伴以祈求丰产、祈雨的习俗活动。“尝新节”是感谢天神、土地神、谷神赐给粮食，或感谢带来谷种的天神、祖先神、英雄、狗等。围绕着这种节日，产生了很多关于谷种起源和农业发明的神话，且种类丰富。 云南农业民族将谷种起源看作是十分神圣的大事，围绕谷种起源，形成了各个民族内容、风格各异的神话，由此而产生了云南民族又一普遍的节日－祭谷魂节。 阿昌、布朗、德昂、独龙、基诺、景颇、拉祜族都存在祭谷魂节和叫谷魂节。农业文化积淀较厚的傣、壮、白、纳西等民族，栽秧、吃新米等节中遗留有叫谷魂词，但已不存在祭谷魂节。 祭谷魂节的民族普遍认为稻谷有灵魂，必须对谷魂献祭，稻谷才会有丰收。 云南少数民族按照本地气候、节令制定的一些民族历法，也是以冬春之交为年节，节期多不固定，与汉族春节实有相似之处。独龙族尚未有精确的历法，他们把从当年大雪封山到次年的大雪封山算为一年，“卡雀哇“节正好在年底的“过年月”举行，成为独龙族的年节。基诺族历法一年有十三个月，二月为岁始，十三月为岁终，两个交接之时的过年节称为“特毛且”节，祈祷农业丰收。哈尼族在农历十月时过“十月年”，正值冬季农闲，报祭祈年的意味十分突出。怒族年节在农历正月里过。傈僳族年节“阔叶节”，拉祜族年节“扩塔”，苗族历法的“苗年”，彝历年，傣历的新年“泼水节”等，都寓意辞旧迎新，祈求来年农事顺利，五谷丰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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